张盛闻一年一度的乞讨时刻

如果说华教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弃婴，那么马华的教育部副部长应该就是政府的乞丐了。除了数十年不变的乞讨承认统考、乞讨大学名额、乞讨搬迁华小、乞讨华校师资、乞讨政府拨款 … 现在竟然连政府在年度预算案宣布了的拨款数额都还要乞讨发放。

距离2016年的结束只有10天，这个时候才爆出我国华小及教会学校至今仍未拿到今年教育部应该发放的5000万拨款。如果大家的记忆力不是太差，应该还记得同样的剧本在去年及前年已经上演过了。人家青年及体育部的1个秘书就可以涉嫌贪污1亿，我国超过1000所华小竟然讨不到5000万？

华小在政府财政预算案所获分发的教育拨款，从2012 年和2013年的1亿、到2014年开始减半为5000万，也开始了“纸上拨款不保证实际拨款”的荒谬事迹、以及华社施压教育部发放拖欠拨款的年度项目。马华的副教育部长从魏家祥到张盛闻，在面对“华小拨款不懂去了哪里”的问题可谓经验丰富，但却永远只能扮演救火员的角色，只能在事情掩盖不住爆发之后，尝试扑灭华社的怒火，却从来无法有效防火。

张盛闻日前表示，马华坚持华小今年5000万拨款一分也不能少；随后教育部长马哈基尔却指出，教育部无法确保华小可以获得5000万拨款，促请华小最好“有多少拿多少”。连首相兼财政部长在国会宣布及通过的财政预算案，竟然都会出现货不对办，这个政府的施政诚信以及财务管理的能力，还能沉沦得再低吗？

财政部宣布拨款，教育部却说找不到钱。到底这笔钱被拨到了哪里？或被用在了什么地方？同样的闹剧周而复始地发生，马华的内阁代表廖中莱和魏家祥、教育部的代表张盛闻，有针对此事追究到底，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吗？宣布了拨款，却无法发放拨款，之后没有人被问责，也没有人给予任何交代，然后等民众的记忆转淡后，下一年再重演一次。这个政府的执政水准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

张盛闻作为教育部副部长，我们对他在教育政策上的实际功能，早已不作任何遐想，只求他看好门口，别再进一步典当华教。然而，2016年华小拨款早在去年已经宣布了，现在2016年还剩下不到10天，这笔钱却还是下落不明，不懂张盛闻这一整年在教育部到底是干什么的？张盛闻早前在和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邓章钦打口水战时，自诩志气高。我衷心期望张副教长在乞讨这5000万拨款时，志气千万不好早泄，坚持一分钱也不能少。

马华一厢情愿的“国阵精神”

玻璃市州议会通过修正伊斯兰法行政法案，允许父亲或母亲单方面为未成年孩子改教。自诩反对伊斯兰化绝不退让的马华公会，到了终于有机会针对伊斯兰法案表态的关键时刻，其州议员许福光却在没有参与辩论的情况下离席放弃投票。

社会舆论为此对马华及许福光作出一面倒的挞伐。然而，这起风波的重点，并不在于一个长期窝囊的政党，出了一个继续窝囊的议员；而在于这个窝囊的政党，为何又一次被他们口中的“执政伙伴”陷于不义？

马华署理总会长魏家祥随后发文告澄清，马华反对让父亲或母亲单方面为未成年孩子改教的立场，并指出玻璃市州议会所通过的法案，并不符合中央政府的立场。问题是，为何玻璃市巫统胆敢不顾中央政府的立场，自行通过自己的法案？而在事件引起关注后，巫统中央领袖为何对此不闻不问？把这两道问题摆在一起，自然就会延伸出第三道问题，巫统中央是否默许玻璃市巫统这次的修法行动？

不论答案是什么，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马华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国阵精神”，看来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自作多情。马华领袖们向来最爱讽刺反对党阵营各自为政，并以“国阵精神”来赞颂国阵成员党之间的共识、默契和互相尊重。事实却一再证明，在国阵一党独大的巫统眼中，所谓的“国阵精神”，就是以巫统的利益和政权为最大及唯一考量。

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国阵成员党的感受和尊严从来就不是巫统会顾虑的事项。首相署部长加米尔在国会表示中央政府愿意协助任何有意落实伊刑法的州政府，巫统有在乎过马华的立场吗？丹州全体巫统议员一致支持丹州修改伊刑法法案，巫统有在乎过马华的感受吗？放行哈迪阿旺在国会提呈伊刑法的私人法案，巫统有在乎过马华的反对吗？

在巫统的政治博弈中，马华唯一的功能就是作为“分享政权”的橱窗粉饰。巫统更早已摸透马华一旦离开国阵就无法生存的致命罩门。也因为这样，二三线巫统领袖可以随时随意对马华领袖公开嘲讽、出言不逊，但却从来不会被巫统或国阵内部采取纪律行动，或被勒令作出道歉。这么一个逆来顺受的马华，受了委屈之后，还要搬出“国阵精神”来为大局着想，换作你是巫统领袖，你会在乎他们的立场和感受吗？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玻璃市巫统修改伊法行政法案，可以无视他们的“执政伙伴”马华公会，甚至在事情引起广泛讨论后，也没有巫统领袖给于马华任何交代。与此同时，再看到马华总会长廖中莱在接受许福光离席弃权的理由后，尝试自圆其说为马华脸上贴金时，怎能不为这个政党觉得可悲又可笑？

首相需要上一堂公民课

在马华的年度代表大会上，首相纳吉第N次提出，华人如果要获得政府的协助，譬如增建华小，就得把票投给国阵，不应该支持民主行动党。这也再一次显示，我国领导人对公民权利及政府职能的理解程度，迫切需要接受再教育。

政治人物争取选票的方式有很多，可是再也没有比“你要我拨款，就先把你的票投给我”这类威逼利诱更叫人厌恶的。自从在2010年砂州诗巫补选的拉票演讲中向选民提出：“I help you，you help me（我帮你，你帮我）”，这种以政府拨款来换取选票的竞选方式便成为了纳吉政权的标志。

一方面不断重提“华小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来为自己制造开明的光环；另一方面又提出“我可以给你华小，但你必须给我选票”的条件，你以为批准增建华小是一份恩赐，还是一份交易？况且，筹建华小还是靠华社自己募款，华小及国民型中学也无法获得政府制度化拨款，导致华社在向政府缴纳所得税之后，还得自掏腰包为孩子的母语教育奉献“第二所得税”，首相和一众国阵附庸政党的领袖有什么好邀功的？

接受教育，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依据人民的需求增建学校，则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之一。只有最低劣的政客，才会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及政府的基本责任，扭曲成选票的交易。这个国家不是执政者的个人财产，他们所领导的政府，只不过是被委托管理这个国家的机构。人民所应有的一切权益及资源，也不是靠执政者施舍的，而是从我们自己的血汗钱里缴纳的税款。就连国家领袖所享有的一切，也是从人民的税款而来的。满足人民的基本权益，是政府的基本职务与责任，执政的政客凭什么和人民谈条件？

如果因为华社没有把票投给国阵政府，那么国阵政府就不会再关注华社的公民权益；那么华社是否也可以因为政府无法照顾我们的公民权益，而选择不再缴税给国阵政府呢？

叫人感到厌恶的，还不止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选票与权益的交易条件，还包括那个自称代表这个族群的所谓执政党的领导层，对这类公然扭曲公民权益及侮辱人民智慧的低劣政治手段，一贯哈腰赔笑的奴相，以及“首相对华人的好是前无古人的”恶心献媚。华人在其他领域的权益也别谈了，就只看教育这最基本的权益，在执政接近一甲子之后，竟然还处于“争取”的阶段，这算什么执政党？

一个真正了解并尊重人民基本权益的政府领导人，是不会把人民的权益与选票挂钩，把权益当作交易的。“我是全民的首相”，毕竟只是一堆口水。

有胡佛们，谁需要振兴经济？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除了国内经济溃败，还在全球范围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1930年6月，眼看国内经济处于水深火热，美国的民间领袖组了一个拜访团约见当时的总统胡佛，打算要求总统制订经济振兴方案。

代表团满怀希望地见到了总统先生，还未来得及表达自己的忧虑和期望前，胡佛总统却气定神闲地说了这句话：“你们来晚了60天。”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不明白总统的这句话的含义。胡佛进一步说明：“经济萧条早在两个月前已经结束了。”            

   

既然经济萧条已经结束了，哪还需要再讨论什么振兴经济的方案？ 代表团那趟白宫之旅，是白走一趟了。然而，胡佛自信已经渡过了萧条困境的经济，到他于1932年任期届满为止，却让国内四分之一的劳工丢掉了饭碗、数千家银行倒闭、国民生产总值猛挫三分之一。胡佛总统对经济状况的糟糕判断与后知后觉，不但葬送了自己的仕途，还赔上了美国的经济及无数人民的生计。

重温这则历史故事，再对照我国目前的状况，可以发现不少发人省思之处。我国经济的萎靡，读着本文的你已经感受至深，无须再多描述。叫人最为忧虑的倒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对经济低迷似乎彻底免疫及毫无知觉的国家领袖。

上个星期提呈的2017国家财政预算案，首相兼财长洋洋洒洒谈了许多，就是没有提及如何振兴我国经济，仿佛经济低迷不曾发生，抑或经济不振是最不值得关注的事项。胡佛总统当年错判美国经济萧条的严重性，想必也有所依据。他身边的智囊及顾问，必定曾向他呈上分析报告、前景预测，以至他得出“经济萧条早在两个月前已经结束”的错误判断，错失了振兴经济的时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身边，想必也不乏经济及财政上的智囊，我很好奇他们为国家领导人呈上的报告，是否也和当年胡佛总统接受到的一样正面乐观？

国家首席领导人对经济不景气只字不提，他的内阁同僚也和他一样默契十足，于是整个国家最高领导层都没有人觉得振兴经济是当务之急。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政府取消白糖津贴时有高官说那是为了降低人民罹患糖尿病的风险，食油津贴被削减时还有部长硬掰食油价格还是比矿泉水便宜、而且还可以协助人民吃得更健康的蠢话。

领袖们不提振兴经济的方案，要不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就是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不论是任何一个原因，这个国家的前景都只能自求多福。90年代提出的“2020年先进国”宏愿，在现任首相的英明领导下，早已打折成“2020年高收入国”，现在距离目标只有三年时间，我国竟然还有700万人处于必须领取一马援助金的低收入群。

或许总算意识到就算政府再多派三年的援助金，我国也无法在2020年晋身高收入国之列，所以在2017年财政预算案中，首相干脆提出另一个“2050年国家转型”宏愿。无法达到目标，就把目标再延后30年吧！反正总有人会相信的。

对于如今的国家领导层，很多人是连骂的力气也省回了。还有力气的话，就听取首相的建议，去驾Uber增加收入吧！

明码实价当拿督

在马来西亚，只要随便往人群中抛一颗石头都会砸中一名拿督。这是大家以前对我国拿督人数之众的经典调侃。到了现在，拿督人数早已泛滥成灾，上述那颗石头在砸中拿督后，反弹再砸中的另一个也是拿督。

社交媒体上近日热传的一张照片，相中人是一名穿着觐见王室官服的华裔青年，照片的标题是“十九岁就封拿督”，再度引起网民热议拿督泛滥的课题。

拿督是马来王室对有功人士的封赐，一般都是由政府或执政党从公务员、军警官员、社会名流、社团人士、商人、政治领袖中挑选册封对象，再向王室作出封赐的建议。然而，在接受封赐者当中，究竟有多少位是真正功在邦国的呢？更多的受封者，恐怕是希望借助拿督勋衔而攀附关系、为经商牟利打开方便之门。

有求就有供，今时今日，拿督勋衔早已不是高不可攀的荣誉，而是可以明码实价交易的商品。根据媒体报道，拿督勋衔买卖的底价为20万令吉，价钱透明、童叟无欺，“买拿督”早已是富人及名流圈内公开的秘密。有意购买拿督充场面者，只须向与王室有联系的中间人接洽，当拿督不是梦。

于是，就连有黑帮背景的社团人士、或涉及快速致富的不良商家，只要肯出钱，英雄莫问出处，人人都可以“功在社会”，被人尊称一声“拿督”。过往的不成文规定，受封拿督者一般都是三十岁以上的，可是现在成名要趁早，只要身价丰厚，连二十出头的愣头青也可以一夜之间功勋卓越，跻身拿督之列。更甚的是，要是真拿督勋衔供不应求，或是购买者买不起，还有人可以为你提供半价的“假拿督”头衔。不用进入王宫受封，也一样可以顶着“拿督”之名光耀门楣，扬威四海。

普罗大众对拿督的看法，以前是仰望，现在是斜视。看到某某人被册封拿督，人们的第一印象不再是赞赏，而是质疑：“连他都可以受封拿督？”或是“这是花多少钱买会来的啊？”这对真正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受封者是不公平的，对我国王室的声誉也是一种伤害。

任由王室册封的勋衔沦为买卖交易的商品，折射出国家整体道德价值的沦落及执法体制的衰败。为了维护我国君主立宪制的尊严，避免再让拿督封赐沦为笑话，政府应该建立更透明的勋衔册封及管理制度，杜绝中间人对相关机构的贿赂，以维护王室册封勋衔所应有的尊重。

副首相的英语

一个领袖的英语不好并不可耻；可是明知道自己英语不好，却还自以为是地攻击他人以合理化自己的不足，这才是真正的可耻。

副首相阿末扎希代表我国前往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国人透过视频第一次见识到阿末扎希全程以英语致辞。对于一位英语不是第一母言、加上平时又疏于实战练习的人来说，阿末扎希的表现其实并不算太过糟糕。

网民对他冷嘲热讽，相信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平日在国内以盛气凌人见称，每一次在媒体上亮相总是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难得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慌张失措，甚至还紧张到把我国首相（Prime Minister）误称为总统（President）的窘困糗样，大家难免会幸灾乐祸一番。

况且，英语说得好，不一定治国也一样好。我国首相的英语，是字正腔圆的女皇英语，他的治国政绩如何，我早已写不下去了。问题是，英语不入流的阿末扎希，以其作为政府第二号人物的表现，同样也不见得有何骄人之处。如果要一一列举他的缺陷和不足，怎么排都还轮不到他的半桶水英文。

对阿末扎希勇于尝试表示同情和赞赏的国人，本来也大有人在。如果阿末扎希回国后，面对媒体追问时如此回应：“我的英语的确说得不如其他有机会到外国留学的同僚。但是，我并不以此为耻，更不会以这来当作停止学习及进步的借口。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我也希望借此鼓励所有不以英语作为第一使用语的国人，把嘲讽当作激励，继续努力自我提升”，如此正能量洋溢的回应，不但可以堵着批评者的毒舌，还可以退为进，为自己的形象加分。

可是，这毕竟不是马来西亚高官的作风。在我们领袖膨胀的自尊面前，谦卑并没有容身的空间。阿末扎希反击“英语不好不可耻；在马来西亚长大，马来语却说得不流利的人才可耻”，正是典型的大马高官死鸡撑饭盖思维模式。

别人的马来语说得好不好，与阿末扎希的英语好不好，是两码子的事。别人的马来语再差劲，也无法掩盖阿末扎希的蹩脚英语。况且，非马来人的普通老百姓要是平时少说马来语，工作职责上也无须使用马来语，他们的马来语因而说得不流利，这是环境使然，有什么好可耻的？同理，一个少到国外见识交流，平时也只在马来语圈子打滚的人，英语说得不标准，也不需要觉得可耻。应该觉得可耻的，是自己拉了屎却往他人身上泼粪的无赖性格。

阿末扎希要是真的不服气，那就拜托多下一些苦功恶补自己的英语；再不然就从此以后坚持只以他引以为傲的马来语来演讲，当个百分百的民族英雄甘榜冠军。

这三面金牌的意义

要不是我国健儿连夺三面金牌，大多数国人应该不会关注、甚至不会知道有残障奥运会的存在。举国的欢呼中，有不少或是因为这三面金牌弥补了我国在奥运三面银牌的缺憾而发出的。然而，我们并非道德圣人，偶尔功利思考无伤大雅；重要的是我们对残奥、以及更广义的残障群体的关注，是否只止于这三面金牌？

残障奥运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遗下大量残障军民，运动成为了协助这些复健中的残障者重塑自信的最佳途径之一。1948年，路德维希.古特曼医生在英格兰为二战时受伤的残障军人组织了一个运动竞赛，后来衍生为1960年首次在罗马主办的残障奥运会。我必须承认，这段残奥的历史回溯，也是我在夺金热潮的推动下才上网搜寻得知的。可是如果这三面金牌可以推动国人对残障人士权益的关注，这也达到了残奥会主办的宗旨和目的。

残障人士所面对的最大障碍，恐怕不是残疾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异样的眼光。大部分人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几乎都可以归类成两个组别：要不是同情与施舍，就是偏见与歧视。在这两极化的对待方式的中间，正是我们所最缺乏的尊重与体谅。

残奥会在奥运会后随即进行，就是为了让残障人士与健全人一样，拥有平等参与体育竞技的权利。残障人士也可以凭着自己的毅力和锻炼，挑战“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我们为残奥选手加油打气，不会以同情及怜悯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而是以鼓励及赞赏作为出发点。要是可以把这种态度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待残障人士除了俯视的同情之外，也会增添多一分平视的尊重。残障人士或许无法弥补肢体及生理功能上的缺陷，但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却可以协助他们在心灵上得到补足。

或许，我们也应该重新考虑“残奥会”这个中文译名。“残奥会”的英文名Paralympic，是以Paraplegia （下半身不遂）的“Para”与Olympic（奥运会）的“Lympic”合组而成。然而，与其突出残障的概念，“Para”也可以解释为Parallel （平行），Paralympic可以被诠释为与奥运会平行、同等的运动会。平行、同等，不就是残障人士所最需要的认同与尊重吗？

国家能为我们做什么？

在国庆日提问：“国家能为我们做什么？”似乎很不爱国、很不政治正确。然而，爱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道提问，必须回溯到196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那篇就职演说。

肯尼迪当天的演说，是历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第四简短的，一共才有52个句子，约1千4百个字。不过，这篇简洁的演说稿，后来却超越许多同类的演说，成为历史上流传最广、被引用得最多的演说之一。演说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你或许并不知道它是源自于这篇演说稿，但你一定曾经听过或读过：“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一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在美国与苏联冷战对抗的时代背景衬托下，这句话成功凝聚了美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全民团结在国家的旗帜之下。沸腾的爱国情绪，也扩散转化成对国家领导人及政府的强力支持，使肯尼迪成为美国历届名望最高的总统之一。

这句话后来被世界各国的领袖引用，以加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这些国家未必都认同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但把这句“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一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从原文抽离，就成为了最容易强化人民对国家无条件认同的洗脑文宣。对国家无条件的认同越提高；则对国家及政府的不满程度越降低。

无条件的爱国主义，向来都是独裁者或强权政府最爱舞动的幌子。领袖腐败、体制崩坏、经济低迷、治安不靖、国防疏漏，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爱国就不该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是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而你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基本事项，就是继续爱国。如此愚性循环之下，对国家的热爱，最后被转化成对领袖的愚忠。

理性的爱国，在自问“我能为国家做什么”的同时，也应该思考“国家能为我做什么”。如果这个国家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居的环境、平等的机会、透明的管理、法制的保障、乐观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爱国的基础。反过来，我们也必须竭尽所能，在本身的岗位上捍卫这个国家为我们带来的一切，守护这个国家的美好。

马来西亚独立了59年，国家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不同的衡量标准自有不同的结论。可是，自2013年大选以来，多项民调皆指出我国大部分国民对国家前景感到悲观，认为国家正往错误的方向推进。有能力移民者已用他们双脚为国家的前景投了票，没有能力离开或不想离开的我们，是时候认真想一想：你希望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下台后留下什么？

雪州议长杨巧双指出，雪州议会常规委员会和雪州议会权利及自由委员会将分别提呈动议，寻求雪州议会通过加强反对党领袖的发言权，以及强制所有州议员申报财产。在忍受了叫人厌烦和沮丧的众多负面政治新闻后，这是近期唯一一则正面的消息。

雪州大臣和行政议员虽然早在2009年已开始申报个人财产，可是所公布的资料却被批评过于简单表面，无法达致真正的监督作用。雪州政府现在打算立法强制所有朝野议员申报财产，除了扩大申报者的人数之外，要是可以制定更全面的申报准则，肯定可以让雪州的政治透明化跨进一大步。至于加强雪州反对党领袖的发言权，在一个政府长期对异议欠缺包容的国度，则近乎是太阳从西边升起的奇闻。

政客在乎的是在位时获得什么，政治家在乎的则是下台后留下什么。打造及捍卫一个合乎公平、正义、透明的制度，是任何一个政治领袖所可以留下的最宝贵遗产。然而，民主制度建立于对人性的不信任，如何让不可信的政治人物打造一个制衡人性之恶的制度呢？

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曾针对这道问题而提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概念。政党轮替在执政党与未来之间加了一片“无知之幕”，让执政者无法预知未来自己会继续执政，还是会转换到在野的那一边。这种情况下订定的制度，会最接近不偏执政党，也不偏在野党 的公平原则。

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对结婚了三十年的夫妻打算离婚，双方协议平分财产，可是累积了三十年的财产，该怎么分配在最符合双方利益呢？按照罗尔斯的想法，最好的方法就是由其中一方负责把财产分成两半，另外一方则可以优先选择要哪一半。负责分财产的一方，无法预知对方会选择哪一半。要是分得不够平均，对方肯定会选择较大的一半，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把财产分配得越平均越好，这就是“无知之幕”的作用。

马哈迪当年大权在握时，显然没有预料到自己在走下权力宝座的若干年后，会站到当年由自己一手制订的威权政府、首相集权制度的对立面。马哈迪针对纳吉来历不明的26亿“献金”及1MDB金融丑闻穷追猛打，但却对纳吉作为巫统主席和首相所享有无法制衡的权力束手无策。

再强大的执政党或执政者，都总会有丢失权力的一天。要是掌握权力时为了私利而扭曲制度，好让自己掌握比政敌更大的优势，如果有朝一日这个制度落入政敌手中，始作俑者将沦为永无翻身之日的反对党。

雪州政府以三分二多数议席强势执政，这个时候运用权力推动一个更公平、透明的制度，不但是为了继续赢得民心，还是为了将来万一下野后，为自己留下翻身一战之路。

手枪比手机更便宜

谁说马来西亚物价高涨、什么都贵？至少我们的手枪卖得比手机还便宜。

根据媒体报道，我国的黑市手枪一把的售价还不需要2000令吉，比起各家智慧型手机的售价，这才是真正的“老板不在乱乱卖”！黑市子弹1颗只卖2令吉，还便宜过雪隆地区小食中心的一杯美禄冰。如果你不想自己动手，区区5000令吉就可以买凶杀人了。

为什么黑市枪械可以卖到这种跳楼价？不需劳烦总警长在推特发文指示他的警队精英跟进调查，简单的市场供求逻辑就可以解释了：难以取得的东西，价钱不会低；容易取得的东西，价钱当然不会贵。黑市枪械低价出售，不是因为卖家体恤民情，而是货源充足、长卖长有。

国内最近发生接二连三的枪击案，很难不让人把案件牵连到黑市枪械。警方虽然以这些都是“有目标干案”来安抚民心，可是上周发生在槟州的吸毒者失控枪杀1家4口的惨案，就显示了枪杀案不会只局限于买凶杀人的有目标干案。枪械泛滥，要是落入情绪不稳定者手中，国外时有所闻的随机杀人惨案，难保不会在我国发生。更甚的是，对扬言在我国发动袭击的IS恐怖分子，廉价的黑市枪械会不会让他们更易部署及发动攻击？

警方本身也承认，那些被用以犯案的枪械，都是从各个管道，尤其是从泰南走私流入我国的黑枪。而我国的边境走私猖獗，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阿末扎希早前指出，我国边境的走私活动，每年涉及逾50亿令吉，因为一些在边境站岗的执法人员可以轻易被疏通让来往者通关，边境检防形同虚设。此外，吉兰丹与玻璃市的马泰边境围篱，大部分是建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再加上缺乏先进扫描仪器的把关，走私者要把枪械偷塞入境，没有“不可能任务”的难度。

边境关卡检查的弱点，政府不是不懂，解决方案也不是没有；问题是政府有没有正视症结的严正态度，以及执行提升方案的政治决心。我翻查2013年的新闻档案，当时刚调任内政部长的阿末扎希新官上任三把火，指出严重的枪械走私让我国枪杀案频发。他扬言大马皇家警察、关税局、移民局、海事执法机构等单位已经紧密配合，联手打击边境走私活动，以便减少黑枪泛滥及枪杀案的发生。

左三年，右三年，三年后的今天，阿末扎希当年的一番壮志豪言依旧响亮，我国的黑市枪械桃花依旧，而国内的枪杀案件也从新闻变旧闻再翻新成新闻了。

不清真宁愿死

宗教信仰，本该导人远离愚昧。偏执的宗教信仰，却把人从原本的愚昧导向另一种愚昧。

卫生部指出，我国越来越多穆斯林因为怀疑疫苗含有猪只脱氧核糖核酸，所以选择不让孩子接受疫苗注射。家长拒绝让孩子注射疫苗的案例，从2013年的四百七十宗，飚升至去年的一千五百宗，预计今年会达到两千宗。因为缺乏完整的疫苗接种，本已在我国绝迹的白喉症，在过去一个月已让三名幼童送命。

这种伴随偏执而来的不幸，让我想起曾读过的一则有关维京人从格陵兰消失的历史谜团。

西元十世纪至十五世纪，北欧维京人曾在世界上最大也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岛屿 – 格陵兰建立了居住地。“格陵兰”（Greenland）之名，正是开荒者为了吸引（或误导）更多故乡同胞前来一同开发这片冰原而特意设计的。高峰时期，估计有高达五千名维京人定居于格陵兰。

然而，当其他欧洲探险家在十六世纪登上格陵兰时，维京人却已消失无踪。维京人从格陵兰消失的原因，一直是考古学家着迷探索的迷题。直到现代考古学家挖掘出足够的遗址，才拼凑出维京人当年在格陵兰生活的状况。

维京人移居格陵兰时，也一并带去了他们的种植和畜产。可是，在严寒的气候下，他们带去的植物根本无法生长。而他们所饲养的牛只，也因为牧草的欠缺，而必须耗费巨大的心力来养殖。牛只所提供的肉和奶，是维京人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后来，欧洲进入一段“小冰河”时期，格陵兰的气候变得更加酷寒。随着存活的牛只逐渐减少，维京人失去了自己最珍贵的食物来源。这被认为是维京人从格陵兰消失的主因。

如此推想似乎非常合理，可是另一个叫人不解的状况是，格陵兰的另一项天然条件 - 丰富的渔产，完全可以让维京人在无需依靠养牛就狩猎的情况下继续存活。格陵兰的土著 – 伊奴人，正是捕鱼的高手。要是维京人肯向伊奴讨教捕捉海产的方法，必定可以跨过畜牧条件贫瘠的难关，继续在格陵兰生活。

然而，考古学家挖掘的维京人在格陵兰的遗址，却无法寻获任何捕鱼、吃鱼的迹象。为何维京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捕鱼、吃鱼？学者们推断，维京人的思想观念里，一定存有某些偏执的观点，或奇异的信仰，让他们无法接受吃鱼维生。偏执的信仰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继续在格陵兰存活下去。

回到当下，因为偏执的宗教观点，而宁愿拿孩子的健康及性命来当赌注；这不就和五百年前宁愿饿死也不愿吃鱼的维京人遥相呼应吗？

哈迪阿旺是造王者也是造亡者

此时此刻，希望联盟如果还有人愿意相信哈迪阿旺可以成为协助他们迈向布城的可靠战友，这恐怕和冀望国阵会自动放弃种族政策、转型为一个公正廉洁的政府一样，是个天真烂漫的想法。

大港江沙双补选的过程及结果已经证明，由哈迪阿旺主导的伊斯兰党，即是国阵巫统胜选最大的造王者，也是希望联盟败选的最大造亡者。

哈迪阿旺现时眼中最大的敌人，早已不是和他们对落实伊刑法眉来眼去的巫统，而是诚信党及行动党。这两场补选，应该是伊斯兰党和巫统这对曾经的政治宿敌，首次在互相对垒的竞选过程中，对彼此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抨击和批判的一场友谊赛。就算是落败后，伊党领袖似乎也对巫统轻松胜出毫不在乎，而是继续对同样落败的诚信党口诛笔伐。伊青团团长聂阿都选后讥讽为希望联盟站台助选的前首相马哈迪，与纳吉同一鼻孔出气的默契程度，差点让大家误以为他才是巫青团长。

坊间针对希望联盟与伊斯兰党的关系，分裂成两派的意见：一派是坚持希望联盟与伊党划清敌我界限，另一派则觉得应该与伊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商讨前路。在目前的形势下，希望联盟领袖如果还期盼可以重新回到2013年大选之前的在野党联盟模式，恐怕会因为错判形式而在来届大选满盘皆落索。

希望联盟如果还想在来届大选有所作为，必须从两个层面来重整步伐，首先是共同的政纲理念。没有人会期望希盟可以在派钱、送礼、抽奖、拨款上赢过占据执政优势的国阵。希盟唯一可以带给人民的，是对未来不一样的想像，让人民相信我们的国家可以通过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更透明的管理制度、更开明的政治文化、更多元的社会价值，从而摆脱巫统撕裂社会的种族及宗教政治，进而迈向一个更光明的前景。要做到这一点，希盟各党首先必须拟定一个跨族群、跨宗教的全民共同纲领。而要踏出这一步，希盟首先必须跨过哈迪阿旺主导的伊斯兰党，并与哈迪朝思暮想的伊斯兰刑法作出果断的切割。

拟定了一个可以让选民清楚看到希盟与国阵不同之处的共同纲领后，才来谈竞选策略的部分。希望联盟不能也不应再与伊斯兰党组成政治联盟，但却可以在竞选策略上与后者形成竞选联盟。政治联盟与竞选联盟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固定的合作伙伴，对政治纲领及理念、选前的议席分配、选后的政策制定，都已达至共识和默契。后者则纯粹是应对选举时，为了避免三角战分散选票而达成的临时协议。协议各方可以没有共同的纲领及理念，也未必会在选举后合组政府。

当然，说易行难。协议的前提，是哈迪阿旺和伊斯兰党不会甘于充当为国阵搅局的造亡者角色。依目前的情况来看，哈迪阿旺似乎对此角色乐此不彼，反正他追求的看来只是和巫统联手为伊刑法打开大门。客观条件不能改变的话，希望联盟的各级领袖则必须认清事实，无须再浪费时间与哈迪阿旺谈判，而是早日调整步伐，为无法避免的三角战作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

迷航于破与立之间

哪怕是最乐观的人，恐怕也不会对马来西亚来届大选迎来联邦政权轮替抱有太大的冀望。如果现有的局面延续至来届大选，不但国阵会继续执政、大马民主出现退潮，甚至连在野党的整体力量倒退回2008年政治海啸前的格局，也并不出奇。

2013年大马史上最激烈的全国大选落幕后，在朝的保住了宝贵的政权，在野的赢得了多数的民心。本来，保住政权的应该痛定思痛，以良好施政及打击贪腐来赢回丢失的民心；赢得民心的也应该再接再励，以更团结的姿态和更进步的理念来赢取政权。

事与愿违，国阵在过去的两年内从消费税的管理失当、对生活费高涨一筹莫展、对极端种族言行放任包庇、26亿献金的闪烁其辞、到1MDB天文数字的舞弊疑云，一再考验着人民对政府无能和腐败的包容度。这本该是民联取国阵而代之的最佳时刻，奈何今时今日，就连“民联”这个名称都已成为历史名词了。伊斯兰党在哈迪阿旺的主导下，从“全民伊党”退缩回保守的原教旨主义，一方面因强推伊斯兰刑事法而导致行动与其党割席断义，另一方面则以“推动伊斯兰”为由而逐步靠拢巫统。人民联盟联瓦解，希望联盟诞生，但却因为缺乏明确的共同理念及团队的配合默契，暂时还无法名副其实地为人民带来新的希望。

大马的政治格局，已到了不破不立的关键时刻。问题却在于，要破的缺乏魄力，要立的无能为力，朝野就只能一同在泥沼里打滚。

目前朝野阵营都各有死穴，攻击对方，往往犹如朝天吐唾沫，吐出去的总会回到自己脸上。好比在伊刑法课题上，行动党揶揄马华不敢与为伊刑法放行的巫统断交；但行动党本身却仍在雪州连同公正党与伊斯兰党组成一个怪异的执政联盟。马华民政国大党等国阵成员党在没有巫统的庇护下无法单独生存；行动党和公正党在缺乏伊斯兰党的参与下也可能无法保住雪州政权。

然而，巫统与伊斯兰党，却是2013年大选以后国内所有重大舞弊、种族叫嚣、宗教争议、宪政危机等问题的源头。如何打破由巫伊联手造成的困顿格局，是大马所有其他政党必须思考的重点，它除了关乎这些政党未来的存亡，还牵连着大马未来的浮沉。

以马华为首的国阵成员党，面对一个公然漠视他们立场而对伊刑法放行的巫统，如果还剩一分傲骨和一丝智慧的话，应该以拒绝在大港和江沙双补选为巫统候选人竞选，作为对巫统违背所谓“国阵精神”的强硬抗议；而不是一边向中文媒体发文告抨击巫统，一边却卖力地为巫统候选人竞选拉票，还要讲一些连自己党员听了都会尴尬的“巫统不能代表国阵”来企图蒙混过关的场面话。然而，这些国阵成员党本身就是靠巫统豢养的，对于他们的影响力，我们毕竟不能抱有太过抽离现实的幻想。

可以对当今格局造成大破大立的，是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公正党。这是两个曾经为人民带来希望和想像的政党。可惜，自2008年起在槟州及雪州执政后，这两党似乎甘于偏安一隅。为了不想造成保守马来人的“不安”，两党领袖们开始走安全路线，2008年大选前后对我国种族政策的批判、以“人民主权”代替“马来主权”的进步论述，仿佛已成绝响。对雪州政权的患得患失，让公正党虽然明知伊斯兰党已不再可靠，却还是不敢与之划清界线。行动党则因为忌讳巫统对它“反穆斯林与反马来人”的抹黑，连“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也束之高阁了。由伊党开明派分裂出来的国家诚信党，同样因为不敢得罪保守穆斯林，而对落实伊刑法顾左右而言他。

选民当初支持民联，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带领大家看到马来西亚不一样的未来。这个不一样，源自于他们和国阵在许多关键立场和论述上的明显区别。我明白政治离不开选票靠量；可是我更知道，一味抱残守缺、瞻前顾后的政治领袖，绝对无法激起人民寻求改变的激情、带领国家开创全新的格局。

希望联盟要让大马人民看到希望，他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开明理念重拾信心，更要对开明的马来西亚人保持信心。抛弃了这些理念，等于选择和国阵同化，也等于自绝于取代国阵，以及放弃历史所赋予他们大破大立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