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百次也一样！

老实说，这次真的不是华社在为难马华公会，而是“上头”在为难他们。

针对关丹华社复办独中的诉求，马华一众民族精英高低起伏的心情和反应，折射出复办过程的曲折颠簸。

一开始，关丹520“申办独中和平大集会”获得超过5千人的热烈响应，一度引起马华诸公的左右为难。紧接着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抛出“华教契约论”的擦枪走火，更教马华水洗不清。还好据说副揆后来欲拒还迎，让廖中莱扳回一局宣称：“关丹独中大门仍未关上。”再后来内阁据说“原则上同意”关丹独中复办，简直让马华上下仿佛媳妇熬成婆，吐气扬眉一扫霉气。

我们怎能忘记副教育部长魏家祥于6月18日会见副首相后被记者追问复办独中进展时，他那句嘴角含春的：“你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大家放心！”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于6月19日面上带光、掷地有声地宣称：“两个星期内就有好消息！”

不懂是看透了好事多磨的常态，抑或习惯了峰回路转的剧情，华社竟然出奇地冷淡，并未配合马华演出歌功颂德的感恩戏码！

事情的后续发展果然证明了华社这数十年来并没有被白耍，毕竟我们得到了宝贵的经验。

将近三个星期后，7月8日，蔡细历在记者询及关丹独中复办进展时，语气坚定地反问：“我几时说过两个星期？”可惜蔡总的助理跟不上老板的智慧，不小心把“蔡细历：申办书快速处理，关丹独中两周内批建”的新闻转贴在马华的官方网站，让蔡总的坚毅泄了气。还好，蔡总看不懂中文。

从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再到四个星期；从副首相在国内、到副首相出国了、再到副首相回来了。。。我不懂马华诸公的脸皮有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长厚。

日前记者再度不识趣地追问身为马华在内阁最高官职者之一的卫生部长廖中莱，阿莱竟一改15号车牌的委屈表情，不耐烦地回答：“这个课题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你再问我一百次，也是一样的。。。一样的答案，一样的问题。”

好啦，大家就不好再追问人家了，免得人家恼羞成怒又吐出一句忘了自己是中央执政党的无厘头牢骚：“反对党连一间幼稚圆都没建过！”

都等了数十年咯，也不差在多等一会。反正大选已经不远了。

后记：本文见报后，副教育部长魏家祥终于在面子书上留言“守得云开见月明，关丹独中已获批，明天正式宣布！”

还好关丹华社当初没有听取蔡总会长“示威集会解决不了问题”的劝告。

昔加末华社，到你们加油了！

华小贪得无厌？

“国内各源流小学的拨款差额其实不大。”听了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这句话之后，我只有两种想法：要不是华小对教育拨款贪得无厌，就是现在的无耻政客在喷口水时已经完全不在乎大众的感观了。

有念过华小的朋友们大都有过为校筹款的共同记忆。小弟生平首次站上舞台演出的经验，就是拜学校的义演筹款活动所赐。我当年念的华小对面刚好就是一所国民小学，倒从未听过他们扩建或维修校舍是需要办筹款活动的。反观我的母校，不论是课室、篮球场、礼堂，要修建，先筹款。

再长大一点后，听大人们自嘲说：“这是华社的第二所得税。”

数十年来，华社要求政府对华小和淡小制度化和公平化拨款的呼声从未间断，去年更有15名马新顶尖企业家和单位集资收购大马彩后成立教育公益金，以资助华小、淡小和教会学校。

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各源流小学的拨款差额其实不大。”这就奇怪了，既然大家都享受着同等的照顾，怎么华小几十年来都是钱不够用啊？到底是因为华小理财能力太差，还是华小对政府拨款需索无度？

日前发生的联增华小课室天花板因为被白蚁蛀蚀、年久失修，在学生上课时突然倒塌的事件中，所幸5名学生只是遭受轻伤，没有伤及人命。当年那位因为踩到被白蚁蛀蚀后的地板，结果从楼上摔下身亡的华小教师就没那么幸运了。

既然华小的拨款并没有和国小有多大差异，何以我们从未听闻国小校舍发生上述的惨剧？

当然，慕尤丁不是那位连买15号车牌都懵懵懂懂的卫生部长，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慕尤丁依据的，是用以支付教师薪资的行政拨款，是以得出各源流学校差异不大的结论。问题在于，他只选择性引用数据，看了行政拨款，对用于维修及扩建的发展拨款对比却绝口不提。

根据第9大马计划的拨款数据，占了全国各源流小学生人数21巴仙的华小，只获得2.4至3.6巴仙的发展拨款比例。反观占了各源流小学生人数75巴仙的国小，却获得高达95巴仙的发展拨款。

政府拨款公平与否，华社还不至于无知到人家讲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吧？

唯一想不透的是，马华公会号称以争取华小权益为己任，前提应该是承认了华小在国家教育体制内的二等地位吧！现在慕尤丁公开宣称华小所获的待遇是平等的，怎不见有人站出来高调问政一番，以纠正副首相兼教长混淆视听的言论？

罪案率“下滑”等于治安改善？

现任总警长依斯迈奥玛说，我国治安已经大有改善，因为数据显示犯罪率已经下滑。

前任总警长慕沙哈山则说，我国治安已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政府试图隐瞒罪案率上升的数据。

身为老百姓的你，比较相信何者的说法？或许应该说，老百姓比现任、前任、来任的全国总警长都更能切身体会到治安是好是坏。当罪案率下降的数据公布后，为何民间普遍的感觉却是和这份数据相反？

警方以数据来证明我国治安改善了，这是相对客观的做法，可惜，数据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姑且相信警方并没有如前任总警长所说的，试图隐瞒或修改罪案率的数据，可是警方罪案率的数据却是源自于全国各警局的报案率，如果民众报案率越高，罪案率自然也随着提升。同样的逻辑，如果罪案率的数据下降，也显示民众报案率的减少。

问题就在于，民众报案次数的减少，到底是因为罪案真的少了；还是因为民众对于警方的办案效率失去信心，干脆不报案？

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的保安局主任翁俊严早前就揭发，不少市民投诉指称在被打抢后，前往警局报案时却遭到报案处警员的诸多阻挠。据悉，一些警员在接获刑事罪案受害者的投报后，竟然劝告受害者以“遗失证件”方式投报，否则将面对繁杂的报案程序。许多受害者因此怕麻烦，干脆接纳警员的“劝告”而不报案。

上述投诉，是不是造成警方罪案率数据出现偏差，而不能反映真实治安状况的原因之一？

这是首相署旗下的表现管理及绩效单位所应该优先跟进调查的事项，而不是发表类似“警察档案都残留着很重的香烟味，证明警方查案压力很大，民众应该体谅”的福尔摩斯式推论。以这样的态度来管理绩效，如果发现档案沾有咖啡迹，岂不是“证明警查睡眠严重不足，政府应该让他们提早下班”？

警方的绩效和纪律，是一体两面的。无可否认，警队里面有许多尽忠职守的好警察；同时也有不少腐败堕落的害群之马。在还没有针对警队进行全面整顿的改革之前，要求警队交出世界第一流的效率，显然是缘木求鱼。

早在2005年，阿都拉政府发表的“改革警队皇委会报告”就提出成立独立警务投诉委员会（IPCMC）等125项改革建议。可惜在纳吉拜相后，敲锣打鼓的“政府转型计划”却偏偏对这些建议视而不见。

政府与其继续抱怨人民对治安及警队抱有负面印象，何不脚踏实地落实改革警队的建议，以实实在在地挽回人民的信心，而不是继续在罪案数据上与民众斗嘴舌。

“新政治与428”新山座谈会

《星洲日报》几时变成了反对党？

《星洲日报》独家报道，传言指马华计划以贱价把文良港拉曼学院总院毗邻约45英亩土地售予马华党联两令吉公司。

蔡细历今天否认此事。但奇怪的是，他接下来批评的却不是作出独家报道的《星洲日报》，而是抨击反对党“以肮脏政治手段诬蔑马华，以期达到入主布城的目的”。

奇怪，《星洲日报》几时变成了反对党？

蔡总到底是怀疑星洲和反对党私通款曲陷害马华？还是纯粹方寸大乱而胡言乱语？抑或患上了“被反对党陷害妄想症”？

谢主隆恩

作者：黃泓锫 / 《中国报》

黄燕燕，委屈你们一家人了！

旅游部长黄燕燕是一名伟大的母亲。当年她申请澳洲永久居留权的目的，原来全都是为了让孩子可以到澳洲念书。

因为林冠英在“双王辩论2.0”一句不带名的揶揄，不甘受辱的黄燕燕勇敢站出来澄清，她对自己为了让孩子到澳洲留学而申请该国居留权的决定感到自豪！

问题是，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到澳洲深造，却从未听闻他们的父母需要忍辱负重申请澳洲居留权的。

后来打听之下，据说如果父母是当地公民的话，孩子的学费可以大幅减低，甚至全免。那么问题就来了，黄燕燕如果是纯粹为了享获人家的低廉或免费教育而申请当地居留权，这算不算是占人家澳洲纳税人的便宜咧？

这或许不算犯法，可是这种偷吃人家豆腐的行径，却可以看清一个人的道德操守。夫妻两人都是收入丰厚的专业人士，可是连孩子的学费都要占人家便宜，这种人一旦担任政府高职，掌握政府部门庞大资源之后，会否继续“占便宜”，实在叫人浮想联翩。

可是换个角度来看，就算需要“骗”学费，都还是要把孩子送到国外求学，可见母爱的伟大。在黄燕燕伟大的母爱背后，却牵引出另一道问题：为何非得把孩子送到国外，本地大学配不上她孩子吗？

继早前为廖中莱15号车牌“左手转右手”的经典解套后，蔡细历这回又轮到为燕燕解围。根据蔡总的解释，黄燕燕的孩子是因为安华当教育部长时限制华人进入本地大学的政策，所以被逼到海外留学。

一如往常的，蔡总越解释，我越混乱。国阵政府在1971年落实大学招生种族固打制时，安华不止还未担任教长，甚至连大学都还未来毕业。这个固打制度后来害到黄燕燕的孩子进不了本地大学，这笔账怎么算到了安华头上？

再说，就算这全都是安华的错，问题是，

1）马华当年没有人担任内阁部长吗？

2）马华当年不是执政党平起平坐的一份子吗？

3）蔡总在“双王辩论2.0”中不是慷慨激昂地表示：“马华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参与制定政府政策”的吗？怎么全党上下怕了区区一个教育部长，默默看着自己党领袖的孩子被逼流放海外？

更惨的是，还要害到人家黄燕燕当年委屈自己去申请澳洲居留权，在20年后的今天招人话柄。燕燕阿姨，只怪马华数十年的无能，真是委屈你们一家人了。

“大减价”转型计划

最近不论扭开电视、翻开报章、驾车途中，“Janji Ditepati”（一诺千金）的广告和牌匾几乎无所不在。

拥有如此庞大财力进行全国地毯式宣传的，舍国阵政府取谁？当然，我们马来西亚人民向来是出名大方的，国库里面那些钱，我们交到国阵手中，就不打算追究他们是怎么花的，反正都花了54年。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一诺千金”的口号。首相阿Jib哥说：“政府一诺千金，讲到做到，自3年前推动的政府转型计划现已远远超出预期目标，人民能深感其效！”

也就是说，这是阿Jib哥为全国人民交出的一份“转型”的成绩单。我们不妨检阅一下在《一诺千金》小册子内罗列的阿Jib哥政府转型成果：

一个马来西亚人民援助金、100令吉学生援助金、200令吉购书券、一个马来西亚人民诊所、一个马来西亚人民商店、一个马来西亚人民信托基金、一个马来西亚人民房屋计划、杂货店转型计划、城市贫民安居计划以及一个马来西亚人民餐单计划。

还不够？日前阿Jib哥再度给大家带来两个天大的好消息：他考虑开设一个马来西亚书店和一个马来西亚布店！

哇噻，在阿Jib哥英明领导下，政府果然在过去3年内做了很多事情咧！

咦，等等！上述琳琅满目的名堂中，到底有哪一项是跟政府“转型”这两个字有关系的？或者我应该换个问法：你所期望阿Jib哥为国家带来的改革，就是这些派红包和大减价？

因为一个马来西亚商店的商品比较低廉，所以马来西亚物价高涨的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一个马来西亚餐单计划下的食物比较便宜（许多素食馆的2块钱午餐其实比它更便宜），所以马来西亚人个个都三餐温饱了？

因为开设了没有医生的一个马来西亚诊所，所以国家的医疗水平就提升了？

因为政府给学子200块购书券，所以我们的教育制度就转型成功了？

因为政府打算在大选前再向低收入者多派一次500块援助金，所以马来西亚就朝高收入国迈进一大步了？

原来在阿Jib哥眼中，我们所期待的“政府转型”，就只有上面这些低微的要求？政府所能够“转型”的，也就只有上面这些？

如果你点的是一碟炒饭，服务员却无厘头地为你端上一根香蕉，还问你“我讲到做到，你满意吗？”，你会怎样？

如此看来，我们应该感激阿Jib哥用我们的纳税钱打了那么多“一诺千金”的广告，因为他让我们在来届大选进入投票站时，更加容易做出选择。

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因为和所有内阁部长一样对我国高等教育丧失信心（还有不够学位让华人报读），所以为了让孩子到澳洲留学，她20年前不惜忍痛申请澳洲永久居留权。

澳洲人开始莫名其妙：“我们几时强逼过你申请我们的居留权？”

我几时有讲过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后就有好消息了！”

超过两个星期后：“我几时有讲过两个星期？”

蔡细历：申办书“快速”处理，关丹独中两周内批建
 

老蔡想往哪儿看？

人家早前跟他谈“华教契约”，老蔡却说：“5、60年代的事情我们不要再往后看，应该往前看！”

蔡林辩论谈起马华对国家政策的贡献，老蔡又说：“我们54年前帮华人争取过公民权！”

老蔡一时不要往后看，一时又要往后看，他到底想往哪儿看？

我的一个朋友看了辩论直播后很不爽，打电话来说：“原来马华最大的贡献，依然还是54年前有份争取过独立和华人公民权！”

我说：“54年的祖业，很耐吃。可以一路吃到去荷兰”。

转型计划遗漏了“赵明福”

翻看回三年前赵明福于雪州反贪会大厦坠楼身亡的报道，无不刊载着“必须让真相大白”、“揪出真凶”、 “还死者公道”等各方人士及团体对政府的呼吁和施压。

说好的“公道”呢？

三年时间转眼就过去了，真相大白了吗？从不是被杀、也不是自杀、再到“被自杀”，真相如“一个马来西亚商店”内的廉价商品，任你选择。真凶被揪出了吗？被皇委会点名“应该为他和下属导致赵明福自杀的行动负责”的时任雪州反贪会副总监希山慕丁却是官运亨通，早就升任森美兰州反贪会总监了。

我不是明福的家人，不能体会他们撕心裂肺的悲恸；我也不是掩盖良心的政棍，不能虚伪地呼吁赵家放下过去重新出发。我在乎的是，一宗闹出人命、引起全国关注的政府机关滥权弊案，竟然还可以被明目张胆地冷处理，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政府抱有多大的信任和期望？

最近不论翻开报章、扭开电视、驾车出门，铺天盖地映入眼帘的，无不是那个使用你我的税款而打造的“一诺千金”（Janji Ditepati）的广告。一众国阵成员党领袖也个个像鹦鹉般乖巧地重复着纳吉的“转型”成果。问题是，我们要求的“转型”，就仅有“一个马来西亚餐单”、“一个马来西亚商店”、“一个马来西亚购书券”、“500块援助金”？纳吉政府最自豪的“政府转型计划”，就仅有这一些所谓的成果？

除非你甘于当一个愚民，不然你应该早已醒觉，政府最迫切“转型”的部分，除了行政的效率、官员的廉洁，就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调查赵明福死因的皇委会，纵使无法还明福和赵家一个公道，但是在其审讯过程中所揭发的反贪会官员违反程序的滥权行径，却也叫人民对国家执法机关的崩坏程度大开眼界。我们除了追问为何被皇委会点名必须为明福的死负上责任的三名官员没有被对付，更应该质问政府：从事发至今，到底为反贪会进行了什么“转型”计划？

或许只死了区区一个赵明福，还不足以对这个政府形成足够的压力。相比起这些年来莫名死在警枪下的、或是多宗在警局扣留所内“不小心滑倒摔死”的，对于当局而言，明福或许不过是另一个被送往太平间的名字而已，没什么大不了。

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真正“转型”，是针对这些国家机关的整顿和改革，避免国家体制进一步沉沦崩坏。如果连弄丢了人命也可以继续视而不见，就算再多几百张“一诺千金”的广告牌，也温暖不了人民内心的寒意。

能屈能伸的“知情权”

在州议会里问了一道自称已经“达到廉价宣传，全国人民已经认识我”的问题的甲州行政议员颜天禄，终于凭着和巫统党营媒体“五毒散”和“底衫电视台”的紧密配合，从政多年来首次在议会交出突出表现而引起关注，颜家上下可喜可贺。

既然颜先生已经表明这是为了让“全国人民认识我”，我们也省得和他计较。

我感兴趣的是《光明日报》“亮剑”那篇紧随而至的文章在引起林冠英不满后，编辑在回应文告中所提及的那句“知情权”。

“知情权”这三个字正义凛然，光耀夺目；就不知它是威武不能屈的，还是能屈又能伸的？

倘若一则没头没脑的网络谣言可以激起编辑们捍卫“知情权”的满腔热血；就不知当内政部“劝导”编辑不准谈论某些不利国阵政府的课题、或自由评论员的文章触碰当局的地雷而被腰斩时，这些编辑是否也挺直腰杆地回应打压者：“人民有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