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高收入国”？

我们距离2016年只剩一天。而根据政府为大家描绘的美梦路向图，我们距离2020年“高收入国”目标，又靠近一年了。

虽然消费税的落实，让物价高涨接近失控；虽然马币兑换率狂泄不止，让我国经济萎靡不振；虽然我国的家庭债务高企，暴露国人举债渡日的困境；可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再过短短四年，我们就是高收入国的国民了！

按照正常逻辑，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越接近高收入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应该是越高素质的。然而，马来西亚毕竟是一个拥有特殊国情的国家，越正常的事情，在这里越反常。我不清楚世界上有哪一个高收入国或准高收入国的领袖，会呼吁人民没钱买菜就自己在家种菜、没钱在外吃饭就自己在家炒饭、没钱付过路费就提早出门以躲避车龙、没钱买香烟就早点起身吸雾水。这样的高收入国，你要吗？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只要达到1万2千600美元，有关国家就达到了高收入的水平。根据我国财政部的数据，大马国民人均收入在去年已超越1万美元，2020年达到高收入国的目标，看来是囊中之物。我国第二财长去年还表达乐观看法，指我国有望在2018年就达到人均收入1万5千美元的目标，提早成为高收入国。

我国是否达到高收入国的衡量指标，这是政府重视的KPI。国人是否实际感受到自己是高收入的一群，这才是人民最重视的KPI。为何官方的数据，与人民的实际体验，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

问题就在于，人均收入只是一个平均值，少部分人的巨大财富，在数据上会大幅提高人均收入；可是实际上，这些财富会并不会被均分给占人口大部分的低收入群。而根据政府今年派发一马援助金的受惠人数，月收入低于3千令吉的家庭，共有410万户，加上其家庭成员人数，共有过半马来西亚人是生活于低收入水平。再加上国民的薪资成长无法跟上生活成本暴涨的速度，还未赚取高收入，却被逼应付高物价。这就解释了为何官方数据显示，国民越来越有钱；可是根据实际体验，许多人已被高涨的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气。

亮眼的人均收入增长数据，并无法反映马来西亚国民的真实生活面貌。纯粹在人均收入的数字上成为“高收入国”，却无法让国民实际感受到自己生活素质的提高，这样的“高收入国”，除了可以让国家领袖当作政绩自吹自擂之外，有何实际意义？

而我国政府对于生活费高涨的应对措施，来来去去就不过是成立委员会。前任副首相幕尤丁去年已宣布成立一个内阁特别委员会，以了解及解决人民生活成本高涨的问题。我们还未看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任何应对高物价的措施，现任副首相阿末扎希日前又宣布，他向首相建议成立另一个高阶官员特别委员会，目的同样是了解及解决人民生活费的问题。只要物价继续飚升，你很快又会看到另一个高官宣布成立又一个特别委员会，继续了解及研究生活费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终极目标就是要让国民过着有素质的生活。人民生活得好不好，不用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首相及部长来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到。官爷们要是什么都做不到，至少请停止发表类似“应付高物价，何不多做一份工”的蠢话。人民面对生活费高涨，已经有足够的烦恼，不需要多几个蠢高官来火上添油。

让路的理由

“如果董建华敢不带保镖，到香港任何一个屋村走一趟，然后又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那就算你董建华厉害，可以终身连任特首！” 这是黄子华在一场栋笃笑演出时说过的段子。

今时今日的马来西亚，我们可以使用同样的逻辑：“如果纳吉可以不靠任何交警开路，在繁忙时段到公路上兜一圈，然后可以获得民众自愿让路，那就算你纳吉厉害，可以继续当首相！”

然而，这个“如果”的假设是多余的，因为现实中早就有了答案。一名男子在面子书描述，他在开车时拒绝让路给由交通警察鸣笛开路的官车。叫他感到意外的是，其他车子也一并拒绝让路。而有关官车，据称载送的是首相纳吉。贴文还讽刺道：就像一位部长曾提议过的，如果不要给过路费，又不要塞车，请早点起身。

不让路事件的贴文，在面子书上引起热议，最多的留言，应该是“如果不会中三万，我也不会让路”。不让路给高官，是多少人内心不吐不快、不干不爽快的乐事啊？国家经济萎靡不振、消费税让民众百上加斤、种族极端分子拥有煽动特权、国家领导人对26亿献金自说自爽。。。政府的堕落、国家的沉沦，平民百姓或许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可是在堵塞的公路上是否勉强挤出一条路让高官飞驰而过，老百姓毕竟还有一定的决定权。

在公路上让路给消防车、救伤车的经验，大部分驾车人士都有经历过，也不会介意耽误那一分数秒，毕竟人命关天。可是，政府高官动用交警开路，是否每一趟都是赶往处理攸关国家利益的公共事务？高官们平时的操守越无法取信于民，人民就越会觉得高官动用交警开路是滥用权力的体现。

当然，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官是不会了解民众不让路的理由。全国总警长警告民众，在公路上要是故意不让路给高官，警方有权援引警察法令对付有关公路使用者，所以大家最好别以身试法。这是多么叫人熟悉的辞令？一个没有权威，只剩威权的政府，让人民听话和服从的唯一手段，就只剩下挥动公权力。

当“不让路就会被对付”成为民众让路给高官的唯一理由时，可见这个政府的施政是多么的不得人心，甚至已到了神憎鬼厌的地步。

不许明媒正娶，可以暗渡陈仓

巫统有意把和伊斯兰党的地下情“地面化”，叫国阵一众附庸党再度情海翻波。

从来只见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过去把伊斯兰党形容成洪水猛兽的马华总会长廖中莱，面对巫统和伊斯兰党的公开调情，不得不放下身段，改口表示：“不干预巫统与伊斯兰党私下合作，只要伊斯兰党不坚持推行伊斯兰刑事法。”这种姿态，真像失宠的元配面对丈夫在外拈花惹草，虽然满腹委屈，却因为害怕自己被休而只能无奈地表示：“不干预你在外逢场作戏，只要不把她娶进门来。”

然而，什么叫“只要伊斯兰党不坚持伊斯兰刑法”？马华过去不是认定伊斯兰党从来不曾、未来更不会放弃伊斯兰刑法的吗？伊斯兰党的最大目标，就是把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和伊斯兰党合作，不管基于什么原则，都等于是壮大伊斯兰党，把马来西亚推向伊斯兰国的火坑。上述不都是马华过去孜孜不倦教育华社的吗？怎么现在突然又觉得巫统和伊斯兰党合作，不会壮大伊斯兰党？又是什么原因让马华相信，伊斯兰党和巫统的合作，不涉及伊斯兰刑法？

国际贸工部长慕斯达法大方承认，巫伊两党合作早已两年了。两党合作了多久，马华等一众国阵附庸党或许蒙在鼓里后知后觉，可是今年三月巫统12名州议员在丹州议会一致支持伊斯兰党的伊刑法修正案，后来伊斯兰党14名国会议员在国会选择不反对国阵的预算案，这前呼后应的默契，再迟钝的都看得明白吧？

然而，政治残酷的现实是，看不看得明白是一回事，有没有能力改变又是另一回事。巫统和伊斯兰党左右逢源，把各自的盟党（及前盟党）玩弄于股掌，已成不争的事实。行动党趁着风水轮流转而对马华民政奚落一番，对改变局势起不了任何作用。马华民政等依附巫统讨个一官半职的，更是无关大局。能对政治局势拨乱反正的，是公正党。

随着实权领袖安华的入狱，公正党仿佛连改革的烈火也一并丢失了。对雪州政权的患得患失，让公正党一厢情愿地相信今时今日的伊斯兰党，还是那个会和他们并肩进军布城的忠实盟友。公正党内的许多人认为，不应该把伊斯兰党推向巫统，况且，要推翻国阵尚需要伊斯兰党吸纳乡区穆斯林选票。理论上没有错，问题是，在经历了雪州撤换大臣的抽后腿风波后，伊斯兰党是否还是公正党可以推心置腹的盟党，这点难道还不清楚？

在巫统一党独霸的淫威下，国阵附庸党没有抗拒巫伊暗度陈仓的权力和意志。公正党、行动党、国家诚信党则不同，他们可以选择不被伊斯兰党牵着鼻子走，而是认清局势，重整旗帜，在来届大选前专心一致打造希望联盟的全新改革品牌。

巫统的立场才是马华的立场

这真是一个叫人尴尬的局面。

由巫统一党主导的政府在国会下议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三读通过《2015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马青法律局在事后才来得及发文告反对这项争议性的法案。法案在国会三读期间，不见任何马华领袖反对，只见马华署理总会长魏家祥在推特及面子书上载他和总会长两巨头联手约见教育部长，以争取把马华元老王保尼列入小六历史课本的照片。如果我是马华党员，我会很难堪。

《国安会法》赋予首相绝对权力，可以绕过最高元首直接宣布任何地区为“保安区”，并在“保安区”内实施宵禁，保安部队可以基于安全理由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搜查、充公、未审先扣、甚至阡灭个人或物体。只要推事或验尸官满意保安人员的解释，在保安区内被击毙的人士，是不需要召开验尸庭来坚定死因。

原本已经不受制衡的首相权力，白尺竿头，更进一步。首相承诺政府不会滥用此法来打压异议分子，可是政府这些年来已经用表现告诉大家，他们越是承诺的事情，你越不该相信。如此影响深远的法案，政府不但没有事先收集公民社会的意见、甚至连国阵成员党的咨询过程，似乎也省略了。法案在国会下议院三读通过，前后只用了三天，别说老百姓，连许多国阵挂名执政党的领导层看来都尚未回过神来，要反对也来不及。当然，前提是他们有反对的勇气。

我细读了马青法律局反对《国安会法》的文告，内容从人权、法治、政治道德谈起、再以担忧政府滥用法令以图个人议程为结束，诉求合情合理合法。要是不看署名者，这根本就是一篇在野党的文告。而这，也正是叫马华上下尴尬的关键所在。

到底应该站在捍卫人民利益的立场，与一意孤行的巫统及恶法划清界线；抑或为了保住自己官位和即得利益，而继续迎合及取悦政治主子？作为马青总团长及马华上议员的张盛闻，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只可惜张盛闻自我阉割了当初誓言“包围国会反对伊刑法”的豪情壮志，把责任推到“根据马华中委会的决定投票”。至于马青法律局的文告，则被定位为“只代表马青法律局立场，不代表马青立场”。

那么，马青乃至于马华的立场，又是什么？既然马华7名国会议员已经投票支持国安会法案通过，马华的立场就是支持国安会法案嘛！张盛闻还扯什么“如果马华有了决定，所有议员会根据党的最终决定来投票”？难道包括廖中莱和魏家祥在内的马华国会议员在下议院投票时的立场，并非马华中委会的最终立场？还是说，原来巫统根本没有针对相关法案的提呈而事先知会马华这个“资深国阵成员党”，所以马华中委会根本来不及讨论及表决，马华议员们在国会只能跟随巫统的立场去投票？

马青法律局反对《2015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的立场，的确不该被视为马青及马华的立场，因为只有巫统的立场，才算是马华的立场。过去如此，现在依旧，未来也不太可能会改变。

禁烟与王权

柔佛苏丹谕令州政府禁止电子烟，并命令相关业者在明年1月1日之前关闭，否则后果自负。

我可以想像苏丹在发出谕旨时英明果断的风姿、州行政议会在收到谕旨后拱手而降的恭敬，还有支持禁电子烟者高呼吾王万岁的雀跃；然而，比禁不禁电子烟更为重要，以及牵连更广的问题是：柔佛州现在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是奉行议会民主还是王权统治？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君主是虚君，没有行政实权，仅作为国家的象征。国家的实际行政权，在联邦的层面，是由首相及他所领导的内阁所掌控；在州属的层面，则由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及他所领导的州行政议会来担任。

国家元首或各州苏丹的权限，从“君权神授”改为“君权法授”。统治者可以依据本身的看法，对内阁或州行政议会提出意见和劝告，但却无权对行政机构发出行政指令，否则就被视为干扰行政操作，逾越了宪法所赋予虚位君主的权限范围。了解此背景后，我们必须探讨，柔佛州苏丹是基于哪一项法授的权力，谕令州政府禁止电子烟？

有两个概念我们必须分清楚，支持禁止电子烟是一回事；苏丹是否有权谕令行政单位禁止电子烟，又是另一回事。独立以来，国民都接受统治者作为团结各族的国家象征，“忠于君国”更是我们信守的国家原则之一。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民，我们同时也有义务捍卫宪法下的君主立宪制，让统治者、行政者，各就其位，各司其职。

柔佛州苏丹在发出谕令前，内阁已议决不会禁止电子烟，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依斯迈沙比里当时还在社交媒体上感谢“首相及政府明白年轻一代的心愿”，还呼吁马来年轻子弟把握创业机会，研发新口味电子烟。 姑且不论此部长言论所展现的智商程度，中央政府不禁止电子烟，是一个清清楚楚的立场。同样由国阵执政的柔佛州政府在苏丹的谕令下已马上跟进禁烟事宜，要是其他州属的统治者也发出同样的谕令，各州政府是否也会不管本身原来的行政议决是禁或不禁，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行事？

柔佛苏丹谕令一出，不论是在朝或在野的政治人物，要不是“欢迎谕令”，就是保持沉默，没有任何人提出苏丹的谕令是否符合君主立宪制的原则，这是教人失望的。

当然，政治人物都不希望被扣上“挑战王室”的帽子，而这顶大帽子，正是国内最大执政党最爱操弄的政治伎俩之一。帽子套得人家多了，到了王权真有干政之嫌的关键时刻，却被自己平日最爱舞动的帽子给吓得像只鹌鹑，这还真讽刺啊！

牛可以继续住公寓

在一个舞弊案件可以不断推陈出新的国家，人民因为新的弊案而忘了前一宗弊案，是很正常的现象。毕竟人的记忆有限，弊案层出却是无限的。

要不是总检察署日前撤消对国家养牛公司主席莫哈末沙烈刑事失信罪的提控，大家恐怕已淡忘这宗“买豪华公寓养牛”的案件，毕竟现在最流行的是“1MDB”和“26亿献金”。

2011年，国家养牛公司被踢爆不但拿了政府的贷款，却无法交出目标数量的牛只；竟然还把政府原本支援发展养牛中心的低息贷款，挪用来购买豪华公寓。丑闻延烧的程度，连台湾作家九把刀都一度询问大马民众在谈的“公寓里养牛”是怎么回事？叫人对这事件加倍关注的是，这个国家养牛公司的主席，正是巫统妇女组主席莎丽扎的丈夫。

莎丽扎从政多年对国家有什么建树，恐怕没有多少个人答得上来。可是莎丽扎当年因为丈夫及儿子涉及养牛弊案，在四面楚歌的巫统妇女组代表大会上卷起袖子、青筋暴现地宣称养牛弊案是“因为反对党妒忌巫统妇女组的强大，因此试图破坏及分裂我们”的经典牛头不对马嘴之作，却为她赢得“养牛姐”的不朽美誉。

养牛姐可以在丈夫及孩子涉及重大丑闻弊案的情况下，继续牛气纵横、保住巫统妇女组主席一职，因为广大的巫统妇女组党员真的相信养牛姐只是一个对家人生意完全一无所知的普通小女人。

可是普罗大众毕竟不处于巫统妇女组党员的平均智商水平。为了平息众怒，养牛姐的丈夫还是在2012年大选前3个月被控上法庭。当然，大选后又是另外一番光景。

莫哈末沙烈无罪释放，在法律上，他无须对“花养牛钱去买公寓”的行为负责任；可是在道德上，这要怎么掰过去呢？莎丽扎作为一个资深政治人物、执政党的高层领导之一，可以把脸皮练得比牛皮厚地继续若无其事，反映出她所属政党的道德水平。

事实上，首相纳吉似乎还对在2012大选前必须向人民“交代”而撤除莎丽扎的部长职位及没让她上阵竞选而愧疚，所以委任她担任首相署“女企业家发展顾问”。养牛姐为政府提供了什么咨询服务，没有人清楚，我们只知道这个“顾问”是获得部长级的优厚待遇。

从吧生港口自贸区丑闻、到公寓养牛弊案、再到登上国际头条的1MDB金融疑云、26亿献金猜谜，有谁被查办了？有谁为弊案负上责任了？外国人问起，或许我们可以这么回答：很不幸地，我国是一个不断发生弊案的国家；可是让我们自豪的是，我国同时也是一个没有人舞弊的国家。

巴黎恐袭给我们上了哪一课？

“作为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首要目标，美国可以先休息一下了，现在法国才处于那个位置。”这是一位法国的国家安全官员在2013年对《时代周刊》发表的谈话。

只可惜法国国家安全机构对恐袭情报的掌握，没有这位官员对法国成为恐怖分子新箭靶的预测来得准确。今年1月发生的《查理周刊》办公室遭恐怖分子枪手袭击，造成12人死亡；相隔10个月后，巴黎在黑色星期五遭受到最严重的连环恐怖袭击，造成至少129人丧命。

恐怖分子为何接二连三地选择向法国下手？这道问题并没有标准的单一答案。主流的说法，是法国近年来积极参与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因此成为恐怖分子报复的对象。这个说法没有错，但不见得是事实的全部。巴黎遭恐怖分子血洗，除了有恐怖主义渗透的外因，更关乎法国国内政策及社会状况的内因。

法国是全欧洲穆斯林人口最高的国家，境内有650万名穆斯林，占了人口将近10巴仙，大部分为北非的移民。然而，在移民政策上相对宽松的法国政府，于引导及协助移民融入社会的政策上，却是相当的模糊与不足。2005年，两名北非移民青少年因躲避警方而意外身亡，在移民聚居的市郊引发暴动，进而扩散成全国大规模骚乱；2013年，一名穆斯林男子因抗议警方制止妻子穿戴面纱而被逮捕，此事件激怒了穆斯林社群，引起另一轮的暴动。

教育及工作机会的匮乏，生活条件的卑微、让移民社群长期处于不满的状态，进而演变成反社会的偏激思维。仇恨及排他的情绪，为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最佳土壤。遏止恐怖主义，不能只靠反射性的暴力回击，还得针对恐怖主义滋生的源头对症下药。否则，以军事力量摧毁了一个恐怖组织，还是会有另一个恐怖组织的出现，让反恐行动变成越反越恐。

回看马来西亚，我们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无法在恐怖主义的扩散下独善其身。除了加强反恐情报的监控，提升针对外来恐怖主义渗透的保安机制，我们同时也应该由内遏止让恐怖及极端主义滋长的条件，尤其是操弄及煽动种族及宗教情绪的卑劣从政作风。讽刺的是，最常使用这种龌龊手段的，正是来自国内最大的执政党的党员及领袖。

种族及宗教课题的炒作，是建立在“非我族类”的思维上，手法是不断突出“我族”与“他族”的差异，甚至无中生有地渲染“他族”对“我族”的威胁。这条路，只会越走越狭隘、越来越偏激。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不正是如此滋生的吗？

“外来者”是巫统的政治正确

国人欢庆屠妖节，国家领袖按照标准作业程序在各大报章发表“各族友爱和谐”的标准文告。这种文告唯一的作用和意义，是填补（或浪费）报章的版位。

今年陪伴这些“各族友爱和谐”的文告同时见报的，是国家干训局总监拉惹阿里夫坚持我国华印裔为“外来者”，还有巫统华玲区国会议员阿都阿兹在国会下议院呛声行动党议员“回唐山”。

我国华裔公民被人以种族主义论述呛声，在近年来早已不再是新闻。信手拈来的，有亲巫统的穆联会主席阿都拉再益发表华人是“入侵者”、同样亲巫统的“一马退伍军人协会”主席莫哈末阿里在刘蝶广场外发表种族煽动演讲、乡区及区域发展部长依斯迈沙比里在面子书号召马来人杯葛华裔商家、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长达祖丁恫言“掌掴华人”。

首相纳吉在出席民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承诺会对付发表冒犯他族言论者，可是至今我们尚未看到到底有谁被对付了。马华公会的魏家祥也曾表示会把依斯迈沙比里和达祖丁的种族言论“带上内阁追究到底”，现在也没有人清楚到底魏家祥追到了哪里、究到了什么？

相反的，民政党的资深党员陈来顺在代表大会上驳斥其实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大家都是外来者，此言一出，民政党领导层便在巫统领袖的怒斥下宣布冻结陈来顺的党籍，还要代陈来顺向全国人民道歉，诚意十足，效率一流。我们何曾见过巫统主席代发表冒犯他族言论的巫统领袖向人民、或国阵成员党道歉？

国阵成员党无法纠正、更无力遏止巫统领袖及国家干部周而复始的种族言论，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本来就是巫统政治正确的论述。只有抓紧这个基调，巫统“捍卫马来人权益”的论述才能顺理成章。

因为这符合巫统的政治正确，所以每逢巫统党选的交锋、代表大会的作秀，拿他族作为开刀的对象，从来都是最廉价、最不需负上责任的把戏。也因为符合巫统的政治正确，所以每当巫统领袖们把“外来者”、“回唐山”、“回印度”说出口时，是多么的理直气壮、那么的自然流露。

作为寄人屋檐下的马华、民政、国大党，只求在巫统庇护下求个一官半职，还有什么底气挑战主子的政治正确？

只要马来西亚还是继续由巫统掌政，“外来者”的标签、“回唐山”的呛声，肯定不会是绝唱，马华公会就算到了张盛闻当总会长的那天，也仍是只能继续发文告“追究到底”。

烟霾中的预算案

烟霾年年都有，今年却停留特别久，仿佛为了衬托我国一片灰蒙不明的经济前景。面对烟霾笼罩，平民百姓求救无门、国家领袖处之泰然。

面对经济低迷，市井小民捉襟见肘，高官大人从容不迫。我们要让经济好转的方案，和期望告别烟霾的方法同出一辙，就是许愿、祈祷、然后等待。

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在一片烟霾笼罩的等待中，提呈了2016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一个国家的财政预算案，除了为政府的开销支出定调之外，更是展示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指引。

在早前的一项由政府所展开的网上民调结果显示，国民对本次预算案最关注的课题前三位依次是生活费、城市生活与房屋、教育。以此作为衡量标准，纳吉所公布的这份2016预算案显然教许多国人大失所望。

纳吉对于人民要求关注生活费高涨的回应，就是对低收入群增加多50令吉的一马援助金，平均一天增加14仙。但别忘记，国内17条大道本月一起涨价，最高涨幅达到100%。只要你是驾驶人士，尤其是城市居民，这17条大道总有一条等到你。大道收费涨价，百物肯定也跟着高涨，纳吉如果认为一年多给低收入家庭50块钱，就足以抵消这些涨幅，恐怕是不食人间烟火太久了。

人家说再穷不能穷教育，政府给于各源流学校的拨款却从今年的8亿令吉剧减至明年的5亿令吉。这5亿是怎个分配法，预算案也只字未提，让大家继续猜测。

至于发给160万名公务员的500令吉特别拨款，无关提升政府服务素质，纯粹是为了稳定公务员对国阵的选票。类似这样的片面式小恩小惠，并无法扭转人民生活费高涨的压力，更无助于国家走出经济成长减缓的困境。

6%消费税的落实让市场持续低迷、马币兑换美元的汇率暴跌至17年的新低、1MDB的金融丑闻以及政府的欲盖弥彰让外资信心却步，由这些综合因素所造成的高通膨率，已把中下阶层的人民压得喘不过气。面对萎靡的经济状况，人民期待政府展示施政能力、推出全面的振兴经济方案，而不是民粹式的小恩惠。

然而，正如面对任何棘手问题的标准应对方式一样，纳吉政府所作的，就是成立多一个特别经济委员会，以“制定短期及长期的振兴方案”。可是委员会已成立两个月了，却未见任何“短期”或“长期”的方案。

本以为纳吉会在2016年度的预算案提出一系列刺激经济成长、加强市场投资信心的方案，所盼到的却是一个要大家自己保重的预算案。

毕竟，期盼一个丑闻缠身却无力回应的领导人带领我国解决目前所面对的经济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个领导人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甚至是问题的源头。

2016预算案出炉后，笼罩我国经济前景的烟霾，看来会比大气中的烟霾滞留更久。

普腾，一个民族的缩影

普腾欢庆第一辆国产车面世30周年。除了成功渡过30周年以外，普腾确实没有太多其它值得欢庆的理由了。这30年的一路走来，一点也不容易。当然，我指的是为了让普腾继续吊命，必须掏腰包买贵车的大马子民。

1983年，马哈迪以日本为模仿蓝本，发展汽车工业以作为重工业的火车头，进而带动国家的经济转型。理论上，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现实中，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人口小国，以80年代不到2千万的人口，如何为普腾提供一个具规模的内需市场？出口到海外市场、增加产量、降低单位成本、提高销售利润，这是普腾持续经营的不二之路。

为了让普腾可以茁壮成长，自1985年第一辆普腾赛佳推出后，国人便踏入了为普腾买单的漫长岁月。为了保护普腾的幼苗，政府对外国车落实严苛的税务壁垒，外国车在本地的售价必须添加65至105巴仙的税务。这让普腾的车款可以轻易地比其他类似的外国车款便宜至少一半的价格。按照政府当年的算盘，保护政策是为了让普腾可以成长至足以独立抗衡外国品牌的短暂策略。

距离第一辆普腾赛佳成功上路的30年后，普腾成功达到独立面对竞争的目标了吗？看一看普腾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在辉煌时期一度占据市场的80巴仙；今时今日，只剩下17巴仙。海外市场更是一路败退，从2010年出口2万9069辆，下滑至2013年的5937辆，而且在出口的20个国家中的19个面对亏损。

事实证明，再强大的保护政策，都抵挡不了全球化的竞争浪潮。在马来西亚细心呵护普腾的日子里，泰国早就后来居上，成为了东南亚的汽车工业中心。马来西亚和普腾，一起埋在沙堆里，错过了成为区域汽车重镇的美好时机。

我们为普腾所付出这30年的代价，显然还无法让我国的一些人醒悟。新经济政策落实超过40年以后，有人还好意思高喊要继续捍卫种族保护政策，甚至把有时限的扶弱政策，当作无止尽的永久特权。保护政策，可以让一个民族免于面对国内其他族群的竞争，同时也剥夺了一个民族透过和他族竞争而提升能力，进而逐步自立的机会。

把保护政策等同于民族尊严，不但骑劫了一个民族的未来，更是典当了这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两者在于权力掌控者的眼中，都不及保住自己的权位厚禄来得重要。

普腾的沉沦，和这个民族的困境，不都是同一个倒模的吗？

马华为纳吉将爱进行到底

505大选前的最后一次马华全国代表大会，三春礼堂内出现一幅又一幅“我爱首相”标语横幅的壮观场面。首相纳吉步入会场时，大会司仪要求看到阿Jib哥本尊后情绪亢奋的中央代表们高喊：“阿Jib哥，Boleh！”的口号。时任总会长蔡细历致辞时高度表扬纳吉，台上台下中央代表们个个笑容灿烂、纷纷高举“我爱首相”的小横幅。马华对纳吉的爱，是份忠贞不二的爱；看在马华自称代表的选民眼中，却是份不知所谓的爱。

505大选后，马华对纳吉的爱，并未随着马华领导层的更迭而减弱。现任总会长廖中莱在纳吉面对逼宫传闻时，公开对纳吉深情告白：“你不孤单，先生”。署理总会长魏家祥更是对纳吉爱在心里口常开，谁能忘记魏家祥那句经典的“纳吉对华人是前无古人的好”。

纳吉是否好到“前无古人”，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对于一个沦落到乞求官位以求生存的寄生政党来说，爱一个恩赐他们官位的领袖，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不是毫无条件、没有原则的将爱进行到底，现在来到了考验的关键时刻。

对于一马公司的账目丑闻、26亿令吉的献金谜团，马华可以沉默是金，或以小学生水平的说辞“你又没有在内阁，你怎么懂我们没有发声”来推搪塞责；可是对于纳吉公开力挺煽动仇视华人情绪的916大集会，马华还能继续默默地深爱着他？

净选盟4.0大集会的五大诉求：干净选举、廉洁政府、异议权利、巩固议会民主、挽救国家经济，全是跨族群的公民诉求，落在纳吉口中，却被扭曲为“第4次掌掴马来人，这实在过份”。身为一国首相，为了自保而公开煽动种族情绪、分裂族群，还有比这更糟糕、更龌龊的领导人吗？向来自诩反对种族主义的马华公会中央领袖们，此时再度集体消音，包括那位曾豪言包围国会大厦的马青总团长张盛闻，只剩下一个被巫统领袖讽刺为“幼稚”和“愚蠢”的巴西古党马青区团宣布与首相纳吉“断交”。

面对要求马华退出国阵的呼声，马华总会长廖中莱表示：“马华留在国阵，是为了捍卫多元执政。”这句话不懂还说服得了多少个人（包括马华自身的党员）？马华是否留在内阁和国阵，对国阵政府的路线、政策，更本无法参与决策及发挥影响，充其量只是个“分享权力”的橱窗粉饰。说得再多，也不过是试图为自己找个留下当官的理由。

马华公会只求官位，不问是非的参政原则，大家早已看得透彻。或许错的并非从不介意展现自己奴相的马华诸公，而是到了此时此刻仍然对马华敢于退出国阵抱持幻想的人。

马华以尊严换取官位

如果我把过去这两年，各阶级巫统领袖公开对马华公会作出的嘲讽、羞辱、欺凌言论的摘要，全部转贴在本文，在无须添加一字一句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一篇过千字的评论文章了。

最新一位让马华公会难堪的巫统领袖（谁还记得是第几位），是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长达祖丁。这名巫统最高理事日前抨击：“马华及民政在大选期间靠巫统妇女组及其他臂膀党员助选，而败选后又获入委入阁。”他因此呼吁首相，如果来届大选马华依旧失利，那就不应该再“好心”让他们搭顺风车（tumpang）入阁当官。

马华公会总会长廖中莱的回应，则是一贯地重复：“国阵精神是互相合作、维护多元特色、不是以‘做大哥’的身份指指点点，马华不吃这一套。我们在国阵是分享政权，不是由谁来委任谁，不是谁来分配职位。”这个回复，先别说普罗大众，就算是马华党员恐怕也说服不了多少个。

先谈“国阵精神”。拜托，今时今日，谁还在乎“国阵精神”？伊斯兰党早前打算在国会提呈伊刑法私人法案，廖中莱在今年3月20日表示“首相明天就会宣布国阵反对伊刑法的立场”，结果这个“明天”在过了6个月之后都还没到来。国阵成员党反对又怎样，巫统议员在丹州议会还不是一致支持通过伊刑法修正案？廖中莱敢不敢批评首相破坏“国阵精神”？

净选盟4.0大集会前，马青总团长张盛闻尝试证明马华没有与民意脱节，表示不反对党员参与集会。结果后来在巫统领袖的叱责下，马华总秘书黄家泉出马修正立场，禁止所有马华党员参与大集会，否则家法侍候。而张盛闻也第一时间觉今是而昨非，表示“一切以总秘书说话为准”。而马华总秘书又以谁的说话为准，谁才是马华的“大哥”？马华党员自己不清楚的话，可以随便到街上问一问任何一个他们号称代表的华裔同胞。

至于“是分享政权，不是由谁来委任谁”的说法，廖中莱可以说得脸不红气不喘，我不懂一众大选落败（或因未被圈定为“有胜算候选人”而无缘竞选），后来却靠走后门受委官职的马华领袖们，如马青总团长、马华妇女组主席等人，听了之后有没有一丝丝的心虚？

廖中莱可以继续向中文媒体发文告以回应不谙中文的巫统领袖，然而，巫统对马华的主流评价，同时也是客观事实，连续两届大选被选民唾弃的马华公会，确实是依靠巫统施舍的官职及执政资源来苟延残喘。为了让魏家祥可以入阁当部长，纳吉还要在人满为患的首相署多设一个位子。魏家祥是个实权部长还是高级花瓶，大家不仿做个民调：谁懂魏家祥在内阁是负责掌管什么的？

打从廖中莱推翻505大选前“马华惨败就不入阁”的承诺那天起，马华就典当了它在盟友眼中所剩不多的尊严、同时也耗尽了它在华社眼中仅存的一丝同情。马华是否入阁当官，改变不了它号称代表的华社在政经文教的困境，华社早就看透这一点。靠人家施舍的官职，马华公会还有什么硬起来的本钱？所以我们看到，面对巫统默许的红衫军916“马来人团结大集会”，廖中莱身为执政党的党魁兼内阁部长，却只能作出类似非政府组织的“希望政府可以阻止这场机会”的呼吁。

在巫统面前没有硬起来的本钱，面对华社也无法做到无愧于心。于是，马华公会就只能在国家的大是大非课题上继续缺席，专心一致地继续当官，偶尔再发表一两句“我们不吃这一套”的廉价笑话。

Bersih4.0的激情过后

没有人会记得政府今年在武吉加里尔体育中心举办的官方国庆倒数活动，因为全国的眼光都聚焦在另一场由数以万计各族人民自发参与，以吉隆坡独立广场外围一路延伸至马来亚银行总部的街头为舞台，透过公民力量重新定义的国庆倒数。

这是大马史上为时最长、参与者最多的街头集会 - 净选盟4.0的落幕一刻。大集会结束了，可是人民的干净诉求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点算得失，任何对时局有基本认识的人，都不会奢望单凭一场街头集会就能对时局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对于在505大选变天希望落空后，士气低落的公民社会、斗志溃散的在野阵营，净选盟4.0所凝聚的不止是数以十万计的汹涌人潮，还重新召唤了斗争的勇气、改变的希望。

面对国家领导人为了遮蔽26亿丑闻而对国家法制的肆意破坏、对媒体的滥权打压，人民并没有冷漠以对，这是马来西亚在政经困顿的艰难时刻难得闪现的光辉。

振奋的同时，净选盟4.0也引发了另一项公民社会及在野党所不能回避的隐忧：马来同胞只占此次集会人数的30巴仙。除了因为伊斯兰党拒绝参与动员、新希望运动因尚未组党而缺乏动员机器之外、马来社会是否因竞逐马来选票的三大政党 - 巫统、伊斯兰党和公正党各有隐患，而陷入对改革议程裹足不前的信心危机？这是在野阵营必须认真探讨的关键问题。

谈过了振奋、隐忧，最叫人失望的，莫过于国阵政府对净选盟4.0大集会的回应及定调。拒绝聆听人民的心声也就罢了，叫人哀莫大于心死的是，为了转移集会诉求的焦点以及人民对26亿丑闻的关注，由巫统所掌控的媒体继续端出种族煽动的伎俩，把集会抹黑成“华人睡酒店、马来人睡街”的“华人挑战马来人大集会”。为了保住当权者，就算在国庆日也不惜继续撕裂族群关系。马哈迪出乎意外地二度现身集会现场，能否对巫统的抹黑手段进行某程度上的消毒，这是另一场角力了。

要数净选盟4.0的最大输家，则非马华公会莫属。看着华人子弟前仆后继地涌上街头，不懂马华诸公是否还好意思继续高谈“华人票已经回流”？在总会长对26亿丑闻沉默是金的当儿，马青总团长张盛闻在大集会前公开表示不反对党员出席集会，让许多马华党员纷纷到张盛闻的面子书留言盛赞，仿佛终于可以抬头挺胸。可惜这个头抬得快也落得快，在面对巫统领袖的抨击后，马华总秘书第一时间宣布禁止党员参与大集会，张盛闻也顾不得支持者在其面子书留下的歌颂和掌声，宣布“党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可是在民众的眼中，却是“巫统的立场就是马华的立场”。

社会运动需要以激情来推动，更需要以行动来维系。净选盟4.0主席玛丽亚陈在集会上要求国会议员在国会向纳吉发动不信任投票，这在马来西亚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人民已经用双脚做了公民可以做的事，现在就看我们的国会议员，会否依据良知做他们应该做的事？